南非经济:资源丰富的南非第一产业收益转化为金融投机的来源

由于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向原宗主国让渡了部分核心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因此在解除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只有形式上独立的民主政权,实质上因缺乏完整的经济主权,资源开发收益仍然被宗主国的跨国公司占有。这导致了南非政府长期缺少财政来源,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对此,借助我们提出的“主权外部性”理论,可以深刻解读南非现象。

种族隔离结束后,新上台执政的非洲人(ANC)政府本应大量创造就业来改善底层有色人种的生活,但是,新政府20年来倾向新自由主义,其政策的设计既不是为了扩大就业率,也并非旨在促进偏向下层的收入分配,反而是导致财富被向上虹吸。究其原因,具有主权外部性特征的国家本来承袭的就是配合发达国家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深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以及确保资本利益的制度设计。

亦即,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西方的制度”;若被移植到大部分人口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出现“制度错配”。曼德拉的妻子格·马谢尔(Graca Machel)指出:“南非现在是一个充满愤怒的国家,危险的事态正濒临爆发边缘。”南非最底层40%的人口至今仍然只能分享经济总量的6%,种族隔离结束20年后,非洲人承诺的推动土地再分配至今进展缓慢,人们开始对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失去耐心。

2013年年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逝世,他获得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这种包括前宗主国的众口一词的肯定,也许表明了另一种对西方更为有利的意义——他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因此,跨国公司掌控资源资本化收益所内在的经济不平等仍然深刻地割裂南非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表面上获得了被作秀拉票游戏表达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能够改善社会生活的经济自由仍遥不可及。

此外,资源丰富的南非的第一产业收益转化为金融投机的来源,还催生了巨大的金融及房地产泡沫,使南非经济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格外敏感,南非的经济以至社会正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冲击。一、货币汇率不稳,对于外向型经济,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往往反映该国经济的稳定性。事实上,南非货币兰特自2010年以来呈持续贬值的势头,其贬值幅度在新兴国中较为显著。

2013年5月,美联储确立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后,随着全球货币的币值震荡,南非兰特更是出现大幅度下挫。南非币值的贬值幅度在E7中仅次于委内瑞拉,乃主要新兴市场中最严重者之一。二、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南非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如图7-2所示。主要原因是近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这也说明南非还未发展出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南非蕴含丰富的铂、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当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上涨时,南非依赖这些资源创收形成结构化的利益分配,势必排斥制造业的发展(由于缺乏投资及因商品出口蓬勃而币值过高影响竞争力)。目前,制造业人口比例只占15.5%,采矿业也只占3%,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率高企。只要国际经济收缩,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南非经济便面临严重打击。南非经济曾受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重创,其后稍微恢复,但近年GDP增长率在低位徘徊,是E7中表现最差者。

自2003年以来,经常账户一直是赤字状态,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经常账户赤字越大。这充分说明了南非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几乎完全依靠外资,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占主体部分的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几乎都被跨国资本所掌控,因此与中国这种经济增长率越高贸易盈余越高的国家完全不一样。南非2012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高居第二,仅次于随后便爆发政治和军事危机的乌克兰。

E7中的土耳其、印度位列第三和第四。事实上,E7中,除中国和委内瑞拉较长期录得贸易盈余外,其他五国都是长期赤字(印度尼西亚在某段时期曾较长时间录得盈余)。而近期,几乎只有中国继续保持盈余。而E7中,南非和土耳其更是持续多年录得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国家,经济基础最脆弱。(二)资金外流风险,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主要是量度资本停止流入某新兴市场的风险,分别以经常账户、信贷增长及外债三方面评定某新兴市场的风险。最高风险指数为20,12以上是高风险,7—12是中等风险,0—6是低风险。

2013年的评测中,新兴七国中土耳其、南非、委内瑞拉和巴西都为高风险,印度尼西亚及印度为中等风险,只有中国是低风险。2014年指数改变了量度值,300是最高风险值。陷入严重危机的委内瑞拉超越土耳其成为全球最高风险新兴市场,土耳其仍然属高风险,印度尼西亚风险大增,南非相对下降,印度的风险值则首次低于中国。

南非依赖外国投资,但不稳定的经济及社会又令外国投资者担心。南非一直存在资本外流风险。主要为国际金融资本服务的评级机构也趁机落井下石,2014年11月,穆迪将南非评等降至Baa2,较垃圾评等仅高一个级距;而惠誉给予南非的评级为BBB,展望为负面。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评级的变化似乎总与南非国内政治的变化纠葛不断,风险评级被工具化和政治化,操控评级也演变为政治或经济打击的具体手段。

例如,在2016年11月28日南非兰特兑美元周一升至近三周高位,此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确认了该国投资级别的信贷评级,而评级机构的利多消息马上就与“南非总统祖马正面临执政党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这一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评级变化的原因是,即便祖马如预期赢得投票,但挑战会令祖马权力削弱,而这会提振金融市场人气,因为金融市场将南非总统祖马的存在视为不利因素。像信用评级这类制度,本来是由核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软实力之一。

长期贸易赤字通常都会造成对外负债增加,南非外债自21世纪以来一直上升,从2000年的32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71亿美元,这可以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开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南非的外债随即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从2009年到2013年,短短4年外债总额几乎翻倍。接着,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南非外债在三四年中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外资撤离甚至有所下降。但2016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

南非黑人在争取政治主权的谈判中,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黑人新政府承担在长年种族隔离下南非所借下的外债。据国际法惯例,当某国人民没有从政府所借的外债中实质获益时,这些债务便可视为恶债(Odious Debt),旧政权下台后的新政府本来没有义务要偿还旧债,但非洲人政府为了维持外资的信心,承诺继续还债。

在旧债未清却长期录得贸易赤字又高度依赖外资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南非的外债持续上升,埋下了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通过谈判而非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往往要承接前政权的债务,并因此堕入“发展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Tags: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